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轩鼎紫气

风清云淡,碧水青山。国泰民安,顺其自然。凡未注【引用】【转载】者均为安然原创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陈毅之子陈小鲁曝光文革中高层百态  

2014-11-19 21:15:00|  分类: 人生感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
陈毅之子曝光文革高层百态【转载】陈毅之子陈小鲁曝光文革中高层百态 - 安然 - 轩鼎紫气 

来源:新浪博客 作者:周海滨

陈小鲁,陈毅元帅之子,1946年7月生于山东,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。文革初,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,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,没有参加红卫兵。后为维护社会秩序,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(“西纠”),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。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,难辨真伪,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,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。

一年半后,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。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,后任驻英武官助理、副武官。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。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,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。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,以后任(海南)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,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。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、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

 

陈毅之子曝光文革高层百态



米鹤都先生曾采访陈小鲁,将陈小鲁口述内容整理成文《陈小鲁: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》,收录于《回忆与反思--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》(第二册)一书中。本文为原文部分摘录。
       

 1971年12月26日,陈毅在病床上对将要回部队工作的三子陈小鲁说:“回到部队要好好工作,不要挂念我,我还会站起来的,我还要下地走路,我还能做些工作。”这是陈毅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
        文革一页翻过去40多年了,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,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。
        江青得势以后,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。江青是他的老婆啊,这就有点问题了,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。像我母亲,她1938年参加革命,最后是14级干部,级别很低。为什么呢?我父亲压着她。这是传统,我很理解。邓颖超,那么老的资格,不显山不露水,就是个中央委员。为什么?总理不让。江青这么张扬,“中央文革”和中央政治局、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?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?到后来,打击面越来越大,把“联动”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。当年“陈谢大军”时,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,结果谢把小涯子〔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的小名〕都抓起来了。小涯子才几岁呀?小学六年级。他们怎么这么做呀?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。
        我们对江青,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、她的一些作为,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。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,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?你那个是什么形象?我们觉得不满,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。另外,我们历来强调“团结干部”,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。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,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。
       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。他那个人比较孤僻,工于心计,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。现在有种说法,认为“文革”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。第一次是“一月革命”时,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,被毛主席用“一月革命”的方式,全部打倒、夺了权;第二次是“二月逆流”,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,被毛主席打成“逆流”,受批判,靠边站了。第三次是以林彪、陈伯达为首的“军委办事组”,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,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,攻四人帮,打张春桥。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,如果林彪不跑,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。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。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,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,支持了文化大革命,是既得利益派。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,对他就不满意。最后他跑了,这就叫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,就“万劫不复”了。
        现在看“571工程纪要”,越来越明确。确实有很多东西,林彪不知道。另外,“571工程纪要”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。“纪要”提出很多问题,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“毛主席革命路线”,就是“文革”的那些弊病。它用的论据,当时讲都是“右派”言论,现在看是正确的。后来批判“四人帮”,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。所以,现在“571工程纪要”反而变成“绝密文件”,不能外传了。
       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,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,都是比较亲切的。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。有的时候,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,我近距离接触总理,包括以后他送我走,实际上就有四次。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,总理说什么,我们就去办。
        总理那个人,比较平和,脑瓜特别好使。总理知道我,而且还知道得很多,有些事他都记得住,还知道我得过肝炎。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,还问道,你不是得过肝炎吗,好了没有?如果没好,可以换个地方,换个方式。他日理万机,还记得我得过肝炎,这是多小的一件事,真是有心人呀。
        1971年5月我回家探亲,总理知道了,让我去西花厅。总理见了我就说:你表现不错,我们过去有约定,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。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,说这个人怎么办,能不能参军?入党?提干?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,为什么不能参军?为什么不能入党?为什么不能提干?只要表现好,都可以。他还问我,去了部队以后,是怎么想的。我们没谈政治问题。这和我跟父亲一样,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。就是谈谈原则,自己管自己,自己努力。
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。他去世那天,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。火车途经唐山车站,停车10分钟,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:周恩来总理去世。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,赶快回到北京。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,遗体告别。十里长街送总理,我也去了,一直送到八宝山。那天人真多,我很震动。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,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,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。
        文革前期,我对总理没有质疑。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,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。当然了,责备他也是可以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,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,毛主席又那种态度,谁又能怎样?一直到今天,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。他处理这个事、那个事,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。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,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,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?
       
文革遗产
       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,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,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,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。十年动乱,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,但没人总结,所以十年以后、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。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,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,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,但现在是有所改进,但没有得到新生,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,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,而且矛盾越来越大。
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。苏联有“大清洗”,哪个“社会主义国家”没有?在这种专制制度下,必然产生这个。当然,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“合理性”。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,但是它是“必然”要来的,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。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、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。在毛主席,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,都带有封建的烙印。
        就文革本身而言,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,就是追求他的“毛式的共产主义”。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,但他为了这个目标,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。比如说薄老这个“叛徒”问题。在延安时,为这个问题,薄老跟毛主席谈过8个小时。“七大”的时候,毛主席提出,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,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。为此,刘少奇、张闻天都讲过话,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,填自首书是“履行手续”,不是变节。包括安子文等,他们都写了自首书,都跟毛主席谈过。所以,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。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。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,不能再重新算账。但是,为了把别人搞臭、搞倒,就从头算。从批彭罗陆杨,到批刘、批邓,到批林,都是这么算账的。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,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?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,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?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。现在管理社会,一个政党,一定要讲手段,讲过程,都要经得起推敲。实用主义的做法,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。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。
       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,他是主张“和为贵”。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,老说他“折衷主义”,“和稀泥”。但是很多问题,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。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,坚持真理、敢讲真话的,就越来越少。领导人喜欢什么,就讲什么。有些“左派”提出,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?他们说得对,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,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。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?根子是谁呀?使这种思想方法、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、支持者,是谁啊?是毛主席。要是否认这点,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。
严格来讲,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,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。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,他只是个代表而已。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“四人帮”,都推到林彪身上。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,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。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,不解决是不可能的。
        我曾提出一个“共产党光谱学说”,就是说,共产党是个“光谱”,由七色组成,从深蓝到红。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“四人帮”,中间有谁,右边可能有谁谁。所有这些合起来,才是白光,太阳光——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。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“阶级”要颠覆共产党政权,没有任何证据说明,刘少奇也好、彭德怀也好,是代表国民党。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,他代表谁?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,或者是他个人的、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。反过来,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?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?肯定是胡说八道,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。可这些问题,我们当时并不理解。
        所谓共产党的“光谱学”,就是这样:没有左,就没有右。这是毛主席讲的。实际上,大家目标是一致的。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,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,没有一个说,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。所以,“运动就是一切”,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。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。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,都体现在这个“光谱”上。
        恩格斯有个观点,认为社会的运动是“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”的“对角线”。如果这儿有一个力,那儿有一个力,它们合起来,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。这对我非常有启发。就是说,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,他的“力臂”很长,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。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,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,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,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。毛的力在这个方向,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,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,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。那么毛泽东一死,他的“力臂”没有了,老邓的“力臂”大起来了,就从原来偏左,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。但是实际上,大的方向,都是朝那个方向走。
       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“动机”是什么?我觉得,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,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。反过来说,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,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?所以我认为,文化革命也好,所谓的政治也好,就是党内斗争,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。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,毛泽东有一套方法,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,赵紫阳有一套方法,邓也有一套方法,陈云有一套方法……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。合起来,交织斗争,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。合起来,从左到右,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。
       
反思
        红卫兵这一段对我影响太大了。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。传统教育有两个好的方面:一个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传统;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一套政策传统。继续革命理论,阶级斗争理论和这两个传统是冲突的,矛盾的。在这矛盾中,我取的是传统这边。所以我没有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造反中去,也做不出那些太绝情的事情来。比如对学校领导被打倒,总是有些恻隐之心。当然,我也不敢说“同情”他们,只是到我这儿,能够宽容的就宽容宽容。学校当时的主任挨斗,他说,哎呀,我咳血了,身体不好。我说,那你回家休息吧,在家里反省。有事我们去家里找你。我批准了他,他就躲过了一劫。但是当时毕竟年轻,我如果主动让他们都回家,那就可能会更好一点。
       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,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,那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嘛。整个文革,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,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,不是忽左忽右的。当然,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,我也不敢公开反对,总是心存疑惑。我不大想做的事,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,起码我不积极去做。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,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,当然做错了也在我。比如前面谈到的批判校领导、批判北京教育局领导等,都是错误的。这里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影响,没有这个环境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领导。话讲回来,我之所以不主张打人武斗,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,毛主席不是讲不要虐待俘虏嘛,十六条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嘛,这是中央的政策啊。当然他后来又说了“要武嘛”。我做得对的事情,也是我自己的选择,是我独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。
        有些人参加“文革”目的比较明确,“造反”啊、“夺权”啊。我始终没有上升到那个程度。在多数场合,我是随波逐流,但是也有自觉的成份。毛主席的很多想法,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。我也觉得“反修防修”这个观点对。另外,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,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。所以,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,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。当然,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,对这方面我试图不断地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毛主席的想法。但是,我没有绝对地盲从,还有自己的考虑。比如说,你讲老师有错误,我承认;你讲他是“黑帮”,我就打个问号。你讲刘少奇这个不好、那个不好,我承认;但是你那么对待人家,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。你说“要文斗不要武斗”,我当然支持;但是你又说“要武”。这么一来,不就乱套了吗?
        从思想根源来讲,即使我们的父辈,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?他们对毛主席的那种忠诚,是不是有点像对封建帝王的那种忠心?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,这里面有种种因素,有他的威望,也有当时的环境,也有自身的考虑,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。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,我们在这里面,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“棋子”而已。
        关于红卫兵暴力问题,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,事实上是一种思潮的结果。1966年7月底,清华附中的三个造反精神就出来了,造反歌出来了,对联也出来了。这些东西,你看他的语言,你就知道了,就是打打杀杀,语言是可以变成行动的,处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,结果那么多人被打死。其实我们整个中学教育没有去教育打人,但是我们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,不断给你紧那个弦,刘文学〔13〕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嘛,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吗?这样培养起来的阶级仇恨,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,虽然你没有教育打人,但是在更高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,就不是这样了,暴力这个东西就爆发出来了。
        另外,在我们国家,人们对于人道主义,对于人性,人权,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。而暴力却是人类的基因,政府、法律、监狱,其实就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劣根性,所谓暴力倾向、弱肉强食这些“自然法则”。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斥了暴力,进入理性社会以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,就要限制暴力。但是,一旦社会秩序崩溃、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暴力就会出现,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。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种逆反心理,有种偏激的态度,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得最突出。不光是中国,法国“红五月”的青年运动、洛杉矶的暴乱、海地地震后的抢劫,都是政府失控后的暴力行为,所有国家都一样。在我们这个社会,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,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,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。公安局不进中学嘛,中学打死人了问都不问。你不能说他鼓励你打人,但是打人不犯法,那就叫纵容。这是一种宣泄的情绪,在疯狂的阶级斗争指导下,这每一条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来。
       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,也不是结束。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、延安整风就有,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,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解剖,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怎么样,那个人怎么样。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,只不过是又来一次,台湾叫“族群分裂”,然后制造出新的矛盾。我觉得大家都要对文革这个民族灾难反思,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的进步,是为了民族的启蒙,大家讨论可以,但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好。我认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种方式来研究文化革命。人的记忆没那么准确,今天追究几十年前过多的细节,就没办法了。
海外的一些学者有这个条件,在研究,在总结文革,应该说还是有担当责任的。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、有责任感的事,是个好事。国内的学者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感,但官方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,民间的学者没有这个条件,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,第二他得不到丰富的资料。还有就是多数人,都采取一种漠视甚至忘却的态度,这也是很自然的。他不愿意再回顾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,这个伤疤不愿意揭。时间是思想的最好避难所,时间可以让一切抹平消失,实际上就是这样。
        文化革命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,因为我认识了社会的体制,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,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,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,如果要寻根呢,还是寻到文化革命。文化革命之前我们对这个社会觉得好得不得了,一直没有质疑过。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,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。一直到后来,我到部队,做外交工作,参加政体改革,到下海,一直到今天,始终就是文化革命的记忆烙印在我身上。比如说1975年批邓以后,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,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,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,缺乏人格,就是人云亦云,就是跟着官大的说。而这个差别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了反思。
         改革开放变不了
        我的想法是一贯的,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。要发挥制度的作用,领袖不能老改变制度,那不行,那样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。比如改革,老邓有他的想法,换个人可能想法就变了。所以,我为什么说,要政党去做呢?我认为政党代表制度,领袖代表个人。
        当年耀邦下台时,很多人觉得比较忧虑和悲观。我当时就讲,不要着急。现在老邓在,老邓靠什么起家?靠得是改革开放。老邓跟毛老爷子,有什么不同?就是在改革开放上不同。老邓的观点我们归纳为“一个中心、两个基本点”: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坚持改革开放。其中,讲“四个坚持”,那毛老爷子比老邓在这点上要坚决得多。讲四项基本原则,列宁就是呀,斯大林还是,毛泽东也是,直到江青还是。我说,老邓之所以和他们不同,就是改革开放。所以,老邓奋斗这一辈子,就整出个改革开放。要把改革开放拿掉,就没有邓小平了。这是他的旗子,他能这么扔掉吗?不可能的。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质了,或者,我看到他的人性了。这是从最高领导的思想来看,他不会改变的。
        第一条,不说别的,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子女,他们在想什么?看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,他们能够回去吗?不要说“右派”了,就看看那些“左派”们的子女,他们能回去吗?他们要真是“清如水,明如镜”,倒让人害怕了,那很可能还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。第二条,当时讲什么:小商贩,要“把他罚得倾家荡产”,这是文件上写的。但是过两天就不说了,“倾家荡产”?当时两千万个体户,一亿人口,你赎买下来?你养不养?你给他解决就业问题?你解决得了吗?你还得允许他,甚至还要发展他。那时候有人讲,乡镇企业是和国企争资金、争人员……我说,懂不懂,乡镇企业当年怎么发展起来的?这是“不当家不知柴米贵”,干两年就知道了。
        很清楚,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“潘多拉的盒子”,打开了,你收不回来了。老邓厉害就在这个地方。比如搞股票,他表态说,“允许试”、“不行就收”嘛。其实,允许试是真的,不行就收是假的。他早想清楚了,别人可能没想清楚。允许试,就试呗。反正后边有句话,不行就收。收?怎么收?靠行政命令收?收得了吗?你发了那么多股票,要花多少钱再把老百姓的股票买回来?你花钱买,正好给大家“解套”。再者,你有这笔钱吗?你政府要是有钱,何必搞这个呢?所以没法收!老邓这个人,比较聪明。战略上他想透了,后一句话,就把那些反对者的嘴堵上了。别的老头一听,啊,允许试,可以收,好啊。可一试,就“开弓没有回头箭”。
        《反杜林论》的那一段话,非常精辟:“平行四边形”。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他的意义,只要有一个“力臂”,社会运动轨迹就要改变一点点。老邓的思想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,获取了多数群众的支持,所以成功了。毛老爷子开始也是,文化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啊,多数人都支持他。可慢慢的,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,他再坚持也没有用。最后,老邓往这边一偏,就整个“打左转灯向右转”了。
        这个笑话它有点道理。搞改革开放,老邓的想法,无非还是要搞社会主义,要把中国搞强。毛老爷子和邓老爷子的想法,都是这样的。江青的想法就是搞“穷社会主义”吗?也不是。她是为了打倒对立面,即使“宁要社会主义草”也行。这是手段,就用这个把你打倒。其实那一段,四人帮在上海搞得相对还比较好。因为他们已经控制和巩固了上海这个地方。
       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
       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,工作作风,他的种种东西,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,甚至也包括“民主派”,包括西单民主墙。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,从小读的是《毛选》,学的是“雷锋”。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,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?说实话,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,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,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。毛主席批彭德怀,多“精彩”,别管他有没有道理。
        过去有句话: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”如果愿意反思的话,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?就红军长征是历史?说起来,红军长征是不错,延安精神是不错,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。现在是建设时期了,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,应该说,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,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。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?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,教育全党,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。
       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,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,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,另外要容忍对手。过去的政治斗争,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“崇高”的旗号,说对手是“反革命”、“修正主义分子”、“资产阶级代言人”、“自由化”等等,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。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,容忍对手。西方的政治理念,一个很重要的内容,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。所以对老百姓来讲,民主党、共和党不论谁上台,对美国都不是灾难。我们则不是这样,而是只有我上台,中国才能好;其他人上台,就是灾难、就是“复辟”、就是“自由化”。所以斗争变成“你死我活”,就要采取极端手段,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“专政”手段。
       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,我就不明白这个:他们为什么老说,中国“国情”不适于搞这个。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。所有当权者都一样,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,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。那么只有一个条件,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,形成一种制约、一种限制,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。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,否则做不到这点。
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112)| 评论(1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在LOFTER的更多文章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