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轩鼎紫气

风清云淡,碧水青山。国泰民安,顺其自然。凡未注【引用】【转载】者均为安然原创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中国古代治国的四种模式 (组图)  

2014-10-27 22:03:15|  分类: 法制法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
        古代中国,对于如何治理好国家,执政者曾进行过一系列的探索、尝试和实践,其中有四大代表性模式值得借鉴:一是汉文帝刘恒的节俭模式,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本模式,三是宋仁宗赵祯的新政模式,四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严刑模式……
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一 汉文帝刘恒节的俭模式——“国侈则用费,用费则民贫”
         汉文帝刘恒(公元前202年—公元前157年),是汉高祖刘邦第四子,汉朝的第三位皇帝,谥号“孝文帝”。公元前180—公元前157年在位。


2014年10月27日 - 安然 - 轩鼎紫气
图:汉文帝刘恒(图源《三才图绘)》


        解读:中国人素有“勤俭持家”的好传统,管理国家也不例外。《管子·八观》中专门论述了奢侈浪费与国家管理的关系,认为“国侈则用费,用费则民贫”。“节俭模式”,是古代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。
在中国古代,用“节俭模式”治理国家最卓有成效的帝王是西汉第三任皇帝、汉文帝刘恒。可以说,刘恒是古代“礼法合治”第一帝,也被誉为封建时代的楷模式帝王。刘恒在位时掀起中国刑法史上第一轮“轻刑”改革,《汉书》称为“以德化民”。刘恒最受史学界肯定的,还是他的“节俭治国”思想。
        刘恒在位期间,禁扰民、禁送礼、禁浪费,甚至连显示皇权威严的诸侯、属国献供礼等都废止了。即位初,有人献千里马,刘恒就此下了“红头文件”,诏告天下“朕不受献也”,“令四方毋求来献。”
        不建楼堂馆所。刘恒在位23年竟无一项大型建筑,连小建筑也不搞,只要是劳民伤财的,一律不批。据《汉书·文帝纪》,刘恒曾想造个露台,召来工匠预算,要花费“百金”。这笔开支对皇家来说,连毛毛雨都不算,但刘恒觉得不妥,放弃了造台计划,称“百金,中人十家之产也”。
        汉代流行厚葬之风,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来造帝王陵墓。刘恒移风异俗,奉行“薄葬”。甚至连自己平时的穿着也不讲究,都是粗布衣,普通鞋,即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“身衣弋绨,足履革舄”。后宫嫔妃也都不穿高档时装,“衣不曳地,帷帐无文绣”,普普通通。
        刘恒的举动,开创了国家领导着“亲民装”的先河。当今国家领导何喜欢穿“亲民装”走基层,源头应该在此。
刘恒开创了封建帝王着“亲民装”的先河,汉代学者刘向曾评价刘恒是“节俭约身,以率先天下”。其“节俭治国”思想,体现出了封建时代“以孝治国天下”的核心价值观。所以,刘恒死后盖棺定论的谥号中,用了评价等级最高的一字“孝”,称为“孝文皇帝”。
        刘恒的治国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,《汉书》称当时是“海内殷富,兴于礼义,断狱数百,几致刑措。”随后的景帝刘启,继承了刘恒的治国思想,合称“文景之治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二、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本模式——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”
         唐太宗李世民(公元598年1月28日【一说599年1月23日】-公元649年7月10日)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,唐朝第二位皇帝。庙号太宗,葬于昭陵。公元626年——公元649年7月10日在位。


2014年10月27日 - 安然 - 轩鼎紫气
图为唐太宗,唐阎立本绘《步辇图》(局部)

        解读:在古代,执政者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“民惟邦本”,简称“民本”。语出《尚书·夏书》中的“五子之歌”:“民可近,不可下,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。”意思是说,老百姓是国家的执政根本,要保护民众的利益,为民众着想,用今天的话来说叫“执政为民”。以这种思想来治理国家,被称为“民本模式”。
在中国历代帝王中,唐太宗李世民最有“民本意识”,他认为“君依于国,国依于民。刻民以奉君,犹割肉以充腹,腹饱而身毙,君富而国亡。”李世民说话喜欢引经据典,他常提荀子的观点:“君,舟也;民,水也。水所以载舟,也所以覆舟。”
        李世民在位期间,曾采取很多具体措施,“以顺民意”。首先轻徭役,薄赋税,继续推行均田制、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。同时向汉文帝刘恒学习,倡导俭朴之风,反奢侈。
李世民曾认真研究了朝代兴迭规律。据《贞观政要·仁义》,李世民称,“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,国祚延长,任法御人者,虽救弊于一时,败亡亦促。”
        李世民的“民本模式”,就是借“仁义为治”实现的,表现为“宽律令”,具体操作分为礼刑并用、简约画一、宽仁慎刑三个层面。《唐六典·尚书刑部》注记,李世民指示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臣僚重新审订刑律条款,尤控死刑,他强调“死者不可复生”,要求“用法务在宽简”,所以唐律“比古死刑,殆除其半。”为防错杀,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报中央,再三复核。
        最能说明李世民“宽刑”观的,是贞观六年(公元632年)发生的一件事。当年十二月,他在查阅死刑案件时,出于怜悯,下令将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过年,来年秋再回长安就死。第二年死囚一个不少回来了,李世民很感动,干脆将这些死囚全部赦免。
        李世民选贤任能、纳谏如流、赏罚分明,其治国模式成效斐然。执政几年后,便“海内升平,路不拾遗,外户不闭,商旅野宿焉”。贞观四年,全国被判死刑的仅29人。
李世民在位年号为“贞观”,故史家赞誉李世民的治国模式为“贞观之治”。

        三、宋仁宗赵祯的新政模式——“天地革而四时成”
        宋仁宗赵祯(1010年5月12日-1063年4月30日),宋朝第四位皇帝,公元1022年3月23日——公元1063年4月30日在位。

2014年10月27日 - 安然 - 轩鼎紫气

图:力推“新政”的宋仁宗赵祯

        解读:改革,是历史的必然。“五经”之《易经》中的第49卦即为“革卦”,古人释注中有句话叫“天地革而四时成”,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规律。从先秦到清末,在中国历史产生影响的改革曾有近百起。这种国家治理手段,被史学家称为“新政模式”。
         北宋是中国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为积极的一个朝代,尤其是十一世纪中叶后,改革成了主旋律,宋仁宗赵祯推行的“庆历新政”即出现在这一时期。
       庆历新政推行前,北宋已是内外危机四伏,冗兵、冗官、冗费这“三冗”问题日益严重,国家完全陷入了“积贫积弱”的怪圈。社会矛盾尖锐,土地兼并严重,贫富差距巨大,“富者有弥望之田,穷者无卓锥之地。”
        庆历三年(公元1043年),北宋对西夏战争惨败,直接促使皇帝赵祯“欲更天下弊事”。此时,范中淹、欧阳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识,形成了以范中淹为首的“改革集团”。
        庆历三年九月,赵祯特开天章阁,召见范仲淹、富弼,当场赐给纸笔,要求他们针对当前急务当场呈奏。范、富二人随即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,范仲淹的《十事疏》,便是这轮改革的纲领性文件,提出了“明黜陟”、“抑侥幸”、“.精贡举”、“择长官”、“均公田”、“厚农桑”、“修武备”、“减徭役”、“覃恩信”、“重命令”等十项改革主张。
        赵祯接受了这些改革建议,渐次实施,颁行全国,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轰轰烈烈的“庆历新政”,就此揭开了后来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。遗憾的是,一年多后新政便搞不下去了。
        庆历新政的失败,与赵祯“宽仁少断”,保守派势力强大有直接关系,但与仓促上马、预热不够、力度过猛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开始时范仲淹便说,积重难返,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。如果宋仁宗不急于求成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尤其在进入涉及利益集团的“深水区”,改革若能稳一点,或许就另外的结果。
尽管如此,历史仍给在位长达42年的赵祯以高度评价,治国模式被誉为“仁宗盛治”,有人甚至认为其超过唐太宗的“贞观之治”。

        4、明太祖朱元璋的严刑模式——“治乱世,刑不得不重”
        明太祖朱元璋(1328年10月21日-1398年6月24日),字国瑞,明朝开国皇帝。公元1368年——公元1398年在位,葬南京明孝陵。


2014年10月27日 - 安然 - 轩鼎紫气
图:朱元璋画像

        解读:唐宋以前治理国家讲究“礼法合治,德主刑辅”,即所谓“轻刑”思想,属于“仁术”。宋元以后,执政者奉行“为政以德、正己修身”,但不轻刑律,晋人葛洪“非峻刑不能止”的观点为执政者认同,“峻刑模式”又被称“重典之治”。
        明太祖朱元璋是严刑模式的最积极实践者,明纲常的同时,重法度,严吏治。他声称:“吾治乱世,刑不得不重”,后人简称“乱世用重典”。
        明初社会问题严重,朱元璋“宽”、“猛”并用,采取软硬两手。“宽”,是对黎民百姓而言,休养生息。在政治法律领域和官场上,则采取“猛”的一手–“重典治吏”。
        一直到死,朱元璋都“以重典为整顿之术”,实施“猛烈之治”。虽然《大明律》条款已相当成熟、完备,但朱元璋觉得仍不够“吓人”,又编定了《大诰》,实行“法外用刑”予以“严打”。如政府部门随便增加编制人手等“有司滥设吏卒”行为,依律仅打100大板,但朱元璋要求“族诛”,不仅部门领导倒霉,当事“临时工”也要处死。至于“吃空饷”等,在明朝一旦败露,当事人必死无疑。
        宋元之时入刑的“凌迟”处决方式被朱元璋发挥到了极致,行刑手段相当残忍,如“铲头会”,据《明朝小史·洪武纪》,将不学好的街头混混、无业游民抓起来,几十个人挖一泥潭,埋入泥中,地面上只露出头,然后“用大斧削之,一削去头数颗。”
        朱元璋最恨贪官,对贪官大多是“剥皮实草”。只要贪污60两以上者,先要“枭首”,示众后再剥皮,皮内充填干草,悬挂在衙门两旁,以警告官吏。类似这样的施峻刑严惩事例,不绝于明史。
        朱元璋的严刑治国模式,史称“洪武之治”。虽然未完全达到目的,但效果明显,明朝官场“干净了一百年”。
《明史·循吏传》记载,严刑“一时守令畏法,洁己爱民,以当上指,吏治焕然丕变矣。下逮仁、宣,抚循休息,民人安乐,吏治澄清者百余年。”
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58)| 评论(0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